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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性之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是人类幸福的源泉，能为人类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平发展，特别是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全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共同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价值资源。

礼乐本于性情而又返回到性情，在这个过程中，既陶冶了性情，又体现了文明。这个情字是讲报恩之情的，也不是实的意思。

这与性之本身善不善直接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出，性只是内在的潜质，虽有喜怒哀悲、好恶等情感内容，但并未实现出来，而情作为性之所生即实现，则是现实的、活动的，与外物直接打交道的，在其与外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便有道的出现。注释： [1]《韩非子·显学》。这又说明，子思在引用孔子言论时，是有自己的选择和发挥的，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思孟学派的出现。有人以此为据，认为《性自命出》的作者是子游[21]，可以研究。

凡人虽有性，心无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定）。忧思、乐思就是具有情感形式之思，同时也具有情感内容。【27】应该说，这就是对清初顾炎武的空言实学之分的响应，并足以表明在名实关系上校正理学话语，是清代学人一以贯之的诉求。

而吴著谈及的其他哲学家的思考，主要是章学诚的思考，如后所见，其实也源于对理学话语的反思。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2页。这样说，实际更加强化了宋明理学的典范形象，而其潜台词就是宋明以降，中国哲学的高峰已经过去。因为语言问题，尤其是抽象概念的表达问题，在清人的思想经验中从来都不是小问题。

因而最终地，就能呈现一部既有连续性又非乏善可陈的哲学史，或说是既有新创见又非片段式的哲学史。23黄宗羲:《明儒学案》卷四十四《诸儒学案上二》，第911页。

而新出版的这部《清代卷》哲学史，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话语谱系的哲学史——其对清人道论的揭示，使我们注意到从讲理到讲道，作为典范的宋明哲学如何在语言维度实现推进。而其新之所在，就在于装备了质疑旧哲学即宋明理学的工具或武器，那就是考证之学。一方面，如果着眼于新哲学来刻画清代思想，其实已经改变了以宋明理学为典范的哲学观。也就是说，给定某一哲学观，并不只有单一范式的哲学史书写。

而正因为在哲学史写作中，理学代表了中国哲学的典范和评价清学的标准，那么作为批判理学话语的考证自然能被纳入哲学史的考察。鉴于此，上述两难也可以表述为，新哲学呈现的是一部虽有创见但仅为片段的哲学史，旧哲学呈现的则是一部线索连贯但乏善可陈的哲学史。余英时所谓思想动机也还有笼统之处，即不清楚所指的是考证者的思想动机，还是考证本身的思想动机。27戴震:《戴震集》，第187页，第314页。

【2】因此，清代只能以传统中国哲学的尾声或衰落期的形象被纳入哲学史的叙述。【26】应该说，戴震致力从句法和语义上区分名、实，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要比王夫之的讨论更成熟。

是故，清人对理学话语的反动，首先就是指出其对古经的曲解，即戴震说的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本文则以之为例，说明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传统之外，一种基于话语谱系的哲学史书写如何可能。

9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华书局，2017年，第1页。二、理学话语的名与实 基于此，清代留给人哲学最为不振的印象，就可能归因于传统上构造哲学史叙述的写法。不过，道的所指也可能偏离人伦日用，比如，除戴震说的宋明以来‘道遂转之以言夫‘理的异化，章学诚也详细阐述了道在清代经学中的异化（详见后述）。但若将全部精力投入考证，又会导致另一种空言，可概括为空说不做，章学诚则概括为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以当儒生之坐论矣（《文史通义·原道上》）。注释： 1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校注》，王宝峰等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34页。因此有清一代，哲学最为不振的表现，就是谢无量所说的考证者流于繁碎。

但是，如果能将为理学话语校正名实看成清人扬弃宋明理学的方式，就应将考证视为修正这种哲学语言的主要方式，如阎百诗、毛西河对虞廷十六字的争议，就是借考证质疑宋明理学的案例，也能看到余英时所谓考证学者的思想动机。【29】但如上所见，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表现为对理学话语的名实校正，即吴著所谓语言学转向，是清初就有的治学倾向。

14萧箑父:《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第348页、第21页。因此，以宋明理学为中国哲学的典范和标准，不必然写出一部清代哲学反衰的历史。

因为繁碎或烦琐对文献研究而言是无可厚非的，可对于哲学却是系统性或体系性的对立面。36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第339页。

因此，如后所述，以宋明理学为典范，将清代视为哲学最为不振的时期，只是基于概念谱系的书写。不过，这并不是要列举清人考证的具体成果，而应该是呈现其作为一种批判方式的精神，也即吴根友在其《清代卷》哲学史中已经明确阐述的求真求实求是的精神。3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第411页。3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郭齐勇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2页。

典型如顾炎武，他以语录科概括理学话语，并指责其流于空言、偏离了修己治人之实学，正是从语言维度反思理学的典范。【31】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本身也很笼统，因为其意思显然是考证运动不只起于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还有其他根源。

王夫之对《中庸》开篇之谓与谓之的解释，就是对名实之分的原则性说明，其观点可重构地表示为：在A之谓B这一表达式中，A为客观对象的彼固然，也就是实。【32】据此看，理学家的空言之空，表现之一就是凿空解经。

他一方面认为清初王夫之的哲学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不过，余英时为了强调他的发现，即从尊德性到道问学，儒家智识主义在清代的兴起，认为决不能笼统地说清代经学考证单纯地起于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清代学术对于理学的反动，这被胡适概括为用经学代替那玄谈的理学，实质就是以考证之学瓦解理学的抽象系统或体系。另一方面，则指出还有一个由颜李学派和戴震开创的具有唯物主义辩证法倾向的新的哲学形态。无论谢无量所谓繁碎，还是侯外庐所谓烦琐，绝不是文献学的批评，正是哲学立场的批评。相比之下，以论道代替说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历史包袱。

【20】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语言问题在中国思想中变得紧迫，除了明末清初，更早就是先秦，即战国思想界对名实之相怨（《管子·宙合》）的焦虑。16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第325页。

【36】 但也应该指出，考证并不是对理学话语进行批判的唯一方式，尤其与清代考证之学同时兴起的文史研究，也能视为一种话语批判的方式。【4】专论哲学之反动的，主要是致力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论者。

【16】虽然他们对思想史的理解并不相同，但这类研究的持续至少能表明哲学史不是谈论清代思想的典范进路。典型如黄宗羲说的，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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